下午，浙大李保阳来访。不想去车站时，问的是去余杭，竟到了余杭镇。再转车至临平，已近黄昏。我笑道：当年余杭把县治放在临平，而仍用余杭之名，其实一方面是为了迷惑美帝。不想五十年后却迷了关中才子。
　　 初，李保阳正读《十三经概论》，忽接快递公司电话，拿到我寄去的《安隐击壤集》，快读之下，顿有访戴之想。
　　 虽与李保阳初次见面，然一见如故，谈至半夜，受益良多，遂匆匆惜别。
　　 李保阳说：我有个初步的想法，想把目前还在世的民国时期曾在社会各界都有影响的这批人的直系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后人尽可能走访一遍，让他们拿起笔，把他们家族的历史和他们父祖辈的经历写出来。这些都是鲜活的历史记忆。趁这批老人还都在世，要抓紧抢救。随着他们行将凋零，这一段历史就会成为往事尘埃。我在杭州这边想想办法，尽可能把这个事情组织成一个得到官方支持和认可的科研项目。 民国历史相对于文革历史来说，在研究方面禁忌比较少，而且我们现在去民国时期不远。民国时，龙榆生先生就曾感叹“考今之难不亚于考古”。我们既然生活在距民国不远的这个时期，那么能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是后死者应尽之责任。“一部民国史，半部浙江造。”我们现在说这句话，多半是因为鲁迅、章太炎、王国维这批大师，但是浙江文化，尤其是晚近文化，其实更多的是非大师们的浙江人一批批、一代代累计起来的。如果能在一定范围内搞成先辈老人口述浙江史，那么这将进一步更具体地呈现近代浙江史，为晚近浙江文化的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

　　　　 塘栖镇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称谓，比如唐栖、塘西、塘栖、唐西、棠溪、栖水、栖里等等，书无定字，令人眼花缭乱，因此，我们不禁要生出这样的疑问：塘栖最初的称谓究竟是哪一个呢？
　　　　有关塘栖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宋，因此，要考证塘栖最早的称谓只能断自南宋。以笔者浅见，南宋文献中可以确定为今塘栖镇的记载不超过十次，这里我们把这些记载逐一排列如下：
　　　　一、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寺院?德清县》：“大善寺，在县南二十七里唐栖村。”
　　　　二、周弼《端平诗隽》卷二有《留别唐栖云泉上人》，卷三有《赠唐栖寺僧》、《留题唐栖寺》。
　　　　三、永颐《云泉集》有《葺唐栖旧庐》、《唐栖寺前》。
　　　　四、严光大《行程记》：“十一日，天祥自北栅登舟，同众官会于唐栖。”
　　　　五、何熹之《福臻寺钟鼓二楼记》：“超山之阴，栖水之阴。”
　　　　从以上五条资料中，除了第五条何熹之所记的“栖水”，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这些记载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对于塘栖的称谓却是非常统一的，那就是——唐栖。据此，我们也可以推知何熹之所说的“栖水”，当然是对唐栖主河道的省称或者说是雅称，并以此作为唐栖一地之代称，而“栖水”之“栖”字也是与其他四条记载相对应的。
　　　　由归纳分析的方法，我们知道了塘栖最初的称谓即是唐栖，而塘西、塘栖、唐西、棠溪等等写法只是因为与“唐栖”一词读音相同，因此逐渐孳乳而生，实际上均非塘栖镇之原始称谓。
　　　　我们即已知道了塘栖镇的最早称谓，那么，“唐栖”地名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以至于书无定字的呢？以笔者浅见，这个现象是从元末明初的陈基造端的，在此之前，“唐栖”这个地名一直是固定的。按陈基《夷白斋稿》卷四有《下塘道中》组诗，分为《谢村》、《塘西》、《东阡》、《南浔》四诗，这里，陈基把“唐栖”写成了“塘西”，这是“唐栖”地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变化，从此以后，“唐栖”逐渐变得书无定字。陈基为什么把唐栖写作塘西，有可能也是因音填字所导致的错误，比如他在这组诗中就把“东迁”误作了“东阡”；还有一种可能即是就当时塘栖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因为陈基所处的时代，从塘栖经五杭、博陆、大麻至崇德已有塘河——中塘，而塘栖地处中塘之西，从这个角度说，陈基把唐栖写作“塘西”也未尝不可，当然这种写法毕竟已非唐栖之旧，两者所指代的意义绝不可以等同视之了。
　　　　最后，再说一说现在的塘栖镇名与“唐栖”的关系，按，《说文》无“塘”字，“塘”为“唐”的后起之字，实际上是同一字的不同写法而已。唐即道路、堤岸之意，《诗经?陈风?防有鹊巢》：“中唐有甓”，毛传：“唐，途也”， 《国语?周语下》：“陂唐污庳以钟其美。”韦昭注：“唐，堤也。”也就现在所说的“塘河”、“塘路”的意思。因此，从严格的历史地理学范畴来说，把唐栖写作塘西、唐西、棠溪等等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随意行为，当然，用于文艺创作则是无可厚非的。而把“唐栖”写作“塘栖”，无论从地理学还是文字学出发，都是合情合理合乎史实的。王同镇志以“唐栖”名，仍其旧也，今人都作“塘栖”，从其新也，书虽不同，其义一也，也无怪乎明清两代“塘栖”一词比塘西、唐西、棠溪等称谓出现频率高的现象，这种情况与后来人把《汉书?地理志》之“钱唐”习惯写作“钱塘”是一样的道理

　　 王同《唐栖志》卷一说：“《咸淳临安志》有永泰里、葛墅里、仲墅里、五杭里、博陆里、前庄里，而独无唐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王同解释说：“南宋以前，南北往来，取道临平，而唐栖为下塘，僻处腹里，鲜问津者。”这个解释确实都是历史事实，但以此来解释《咸淳临安志》不记唐栖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葛墅里、仲墅里等地不同样是“为下塘，僻处腹里，鲜问津者”吗，更有甚者，像五杭、博陆、前庄等地与南宋时期上、下二塘了不相属，比塘栖更为偏僻，为什么《咸淳临安志》却偏偏记录了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像永泰里、葛墅里、仲墅里、五杭里、博陆里、前庄里等地在南宋的时候都是很小的地名，而且地理位置总体上均与塘栖相似，为什么《咸淳临安志》独不记载塘栖呢？
　　　　笔者认为，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南宋的时候，塘栖一地并不隶属杭州仁和县，而是隶属于湖州（理宗宝庆二年改安吉州）德清县，如此，则《咸淳临安志》之不记塘栖自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首先，我们不妨以今推古，塘栖自明朝至近代一直分属仁和、德清两县，大体以运河为界，水北属德清，水南属仁和，由此，我们不难知道，造成塘栖一地两县分属的最大原因，乃是这条东西向运河的开通，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塘栖镇在这条东西向运河未开通之前，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东西向的河道，但基本上应该尚是一个整体，殊难划分，果如此，从地理形态上分析，则塘栖一地势必“不南走越则北走胡”，不属于德清则当属仁和，反之亦然，而正因为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分属两县的可能性较小。而南宋咸淳年间，这条运河并不存在，塘栖往东经五杭、博陆、大麻至崇德运河的开通时间有两说，一说在元朝后期，一说在明朝前中期，总之，南宋时并无这条运河，因此，《咸淳临安志》不记塘栖，最大可能是当时的塘栖全境并不属仁和，而是隶属仁和北线交界的德清县。
　　　　其次，我们再来以古证古，按《咸淳临安志》虽然没有记载塘栖，但成书早于《咸淳临安志》数十年的《嘉泰吴兴志》却记载了，是书卷十三《寺院?德清县》载：“大善寺，在县南二十七里塘栖村。”由此确知，塘栖在南宋时期是隶属德清的。尽管大善寺在东西向运河开通之后属于水北的德清县，但据上文所述，在塘栖东西向运河未开之前，一村分属两县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说南宋甚至更早时期塘栖全境隶属德清县，当近事实，《咸淳临安志》通书不载塘栖也就可以理解了。
　　　　关于塘栖东西向运河未开之前塘栖不太可能分属两县的推理，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白珽《湛渊静语》卷二载：“今杭之塘西大明寺前井亦镌隐语。”大明寺即《嘉泰吴兴志》所记载的大善寺（《唐栖志》卷七：大善寺，即永明寺、大明寺），白珽是宋末元初人，时在塘栖东西向运河未开之前，但在他的记载中，塘栖已经属于杭州了，而且连在东西向运河开通之后位于水北的大善寺也属于杭州，从这种现象中，可见笔者上文所说“东西向的运河未开通之前，从地理形态上分析，则塘栖一地势必‘不南走越则北走胡’，不属于德清则当属仁和，反之亦然”的推理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可知南宋甚至南宋之前，塘栖全境是隶属德清县的，宋末或元初也即白珽生活的时代，塘栖全境又隶属于仁和县，而当塘栖往东经五杭、博陆、大麻至崇德一线的运河开通以后，才始出现塘栖一地分属两县的情况，这是古代塘栖隶属关系之大致情况。推王同之说所以错误，大概是胶着于明清两代塘栖分属两县的先入之见，而不知推原其朔，有以致之也。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三

　　 塘栖这个地名究竟是什么意思，有关塘栖的地方志、谱牒等多有解释，清代张之鼐、宋大樽、王同等学者均有专文考证，综其所述，不外以下六种：
　　　　一、《康熙德清县志》：唐栖者，故老相传尝唐人栖止于此，故名。
　　　　二、《卓氏家乘》：唐栖者，唐隐士所栖也，隐士名珏，字玉潜，宋末会稽人也。
　　　　三、张之鼐《唐栖古今沿革考证》：崇德有地名塘东，天开河为塘南，此地为塘西。
　　　　四、胡元敬《栖溪风土记》：自国初开浚运河?????居民初集，负塘而居，因名塘栖。
　　　　五、俞璈伯《唐栖行诗序》：昔子瞻有词曰：“明朝归路下塘西”，于是镇以此名，继又改为唐栖。
　　　　六、王同《唐栖名义续考》：唐栖之名，当自唐栖寺断之?????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遂以寺名名其镇，自镇名显，而寺名转微。
　　　　现在，我们来逐一分析。第一条是故老相传之说，并无资料佐证，而且所说太泛，故前人殊少附和者，不论可也；第二条说唐栖是因为会稽义士唐珏在宋亡以后隐居于此，故名，我们既已知道唐栖之名在南宋中期的《嘉泰吴兴志》中已经出现，并非元初才有的地名，则此条一望可知其误；第三条张之鼐之说是就地理位置而论，故把唐栖写作塘西，与上文陈基诗相同，实与唐栖之本义无关，也可以不论。第四条所说把塘栖得名断自国初（明初）开浚运河之后，显然不合史实，但他对于塘栖名义的解释，虽属推测之辞，却较上述各种说法都有道理，此处暂且存而不论。第五条以为塘栖由苏轼词句“明朝归路下塘西”而起，实际上是误读所致，苏轼句中的“下塘”是地名，乃固定词组，而此条误以“下”为动词、“塘西”为名词，王同已辨其误，此不具述。总之，以上诸说尽管所指各异，但均属于以今论古之说，多逞胸臆，相对于这些说法，第六条以古证古，以古还古，以原始资料考证塘栖名义，价值自较以上各说为大，因此，王同在《唐栖名义续考》非常自信的说：“得是说也，诸说可废。”
　　　　以古证古，以原始资料来研究塘栖名义，这样的研究方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王同说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唐栖”是在南宋诗人周弼、永颐的诗中，而且说“唐栖”是个寺庙名，因此“唐栖之名，当自唐栖寺断之”，最后“镇兴而寺废，而唐栖之字，遂为镇名所专”，至于唐栖的名义，王同说是“寺或在塘之西，故质而称之曰塘西寺，文人吟咏，以不雅驯也，遂以音义相同之字易之，曰唐栖尔”。其实，这些说法也需一辨。首先，唐栖之名并非首见于周弼、永颐的诗中，而在比他们早几十年的谈钥的《嘉泰吴兴志》里就已经出现；其次周弼、永颐诗中固然作“唐栖寺”，但此前的《嘉泰吴兴志》则作“唐栖村”，因此，王同说唐栖是因为唐栖寺而得名，显然是不准确的，“唐栖”最初应该是个村名，以此为前提，所谓“唐栖寺”者，完全可以理解为“在唐栖村的寺庙”，这也有先例，比如唐朝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破山寺”即是指破山上的寺，实际上寺名“大慈”，而非“破山”，何况，永颐自己的诗中就有一首《葺唐栖旧庐》，主要写修葺破败的寺院，这个“唐栖旧庐”，字面意思也即是唐栖村中的旧寺，而并不一定是某个寺庙的专名，周弼与永颐交善，他诗中的“唐栖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永颐诗中的“唐栖旧庐”；再者，寺而以“唐栖”名，很不符合佛教用语习惯，稽之佛典，“唐栖”二字并无所出，字无来历，殊属可疑。最后，王同对“唐栖寺”的名义解释也就地理位置立论，本质上与张之鼐之说相同，且以为“唐栖”是后起之词，本作塘西，纯属臆测，不足为训。
　　　　总之，王同的研究方法较前人先进，但因为他没有看到《嘉泰吴兴志》记载的“唐栖村”，因此误以为镇以寺名，并且他认为“唐栖”本作“塘西”，而“唐栖”一词是后世文人造作之辞，不知道塘栖最初即作“唐栖”，王氏倒果为因，则又与张之鼐同一误了。综上我们可知，塘栖是由村逐渐发展而成市镇的，并非由寺发展而来。然则唐栖的名义究竟是指什么呢？因为文献阙如，资料不足，笔者不敢妄断，但就字面而论，恐当以“负塘而栖”之说为近是。
　　 郁震宏

　　　 永颐，字山老，南宋诗僧，著有《云泉诗集》一卷。厉鹗《宋诗纪事》卷九十三载：“永颐，字山老，仁和唐栖寺僧。”王同《唐栖志》同；释广宾《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卷十五：“钱塘释永颐，杭之耆宿也”。以上两说均指永颐卓锡之所而言，并非指永颐里贯，自十方制行，僧人居止无定本属正常，所以一说仁和，一说钱塘，固无不可。那么，永颐的真实里贯即他究竟是哪里人呢？
　　　　永颐里贯，历来没有记载，但他自己的诗中却告诉了我们答案，按永颐有《葺唐栖旧庐》一诗，此录下：
　　　　矫时无峻节，立行亏众美。
　　　　远岳惮孤征，徘徊就乡里。
　　　　人情好愉悦，我老齐贤鄙。
　　　　娓娓听乡言，时时容侧耳。
　　　　前修不可见，法社渐凋毁。
　　　　名山半征徭，祖塔乱獐麂。
　　　　林筑无清资，泽居循旧址。
　　　　凿牖纳晴曦，莳竹临幽泚。
　　　　时将了岁寒，闭户春风里。
　　　　考诗中“法社渐凋毁”、“祖塔乱獐麂”等句，可见诗题所谓“唐栖旧庐”是指在唐栖的某个寺院，而永颐称之为“旧庐”，则当是他早年出家或曾居住过的地方。永颐虽然为僧人，但他出家之前究竟是哪里人，这首诗中是最直接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证据。按诗中说：“远岳惮孤征，徘徊就乡里。”孤征，也就是独自远行之意，陶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永颐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再独自远行，不如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吧！这两句诗完全是从陶潜的《归去来辞》而来，《归去来辞》说的“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就是此诗“远岳惮孤征”之所本，而下文“名山半征徭，祖塔乱獐麂”也即《归去来辞》“于时风波未静”之意，《归去来辞》表现的是还乡的主题，则永颐“徘徊就乡里”的乡里当然不会单纯指他早年出家或居住过的寺院，而应该是指他在俗时的故乡，当然，这个寺院也刚好在他的故乡唐栖。
　　　　如果说仅从“远岳惮孤征，徘徊就乡里”一句来确定永颐是塘栖人还嫌不够充分的话，那么，再加上接下来的“娓娓听乡言，时时容侧耳”一句，永颐为塘栖人自可以确凿无疑了。这里，永颐把塘栖方言称为“乡言”，并且以“娓娓”形容，可见他听到乡音时是何等的惬意了。《葺唐栖旧庐》有“我老齐贤鄙”句，可见永颐回到唐栖修葺旧寺院的时候，已在他的晚年了，这与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是一事之两面，永颐“娓娓听乡言，时时容侧耳”暗用了贺知章《回乡偶书》诗意，表现的依然是回乡的主题。
　　　　综观这首诗所体现的主题以及“乡里”、“乡言”两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永颐的里贯，也即永颐是塘栖人的这个结论。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四

　　 塘栖卓氏自明嘉靖间至清代中期，家资殷富且文人辈出，蔚为江南名族。这个家族的早期历史，有关家乘、地志、墓铭等多说出自温州的瑞安，众口一辞，言之凿凿，但仔细分析，却存在着很多的疑点。
　　　　塘栖卓氏出自瑞安之说最早见于王世贞的《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此铭作于明神宗万历中期，墓主卓贤，塘栖人。这篇墓志是目前能见到的塘栖卓氏出自瑞安的最早记录，而后来有关塘栖卓氏出自瑞安之说尽管稍有异同，但都本于此，此文不一一赘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篇墓志是怎样记载塘栖卓氏的早期历史的。
　　　　《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卓氏之先，显自侍郎敬，有复初公敦者，其从父弟，以侍郎抗节，故跳而为塘栖赘，塘栖之赘，盖自瑞安而奉化而山阴，三徙矣，遂为仁和人。”
　　　　由此可知，塘栖卓氏的始迁祖叫卓敦，字复初，他是卓敬的堂弟，卓敬是明初名臣，与方孝孺一样为明成祖所杀，明成祖尽管杀了他，但还是赞他“国家养士二十年，只得一卓敬”，卓敬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明史》有传，此不具述。卓敦因为卓敬抗节死难，从瑞安迁居到奉化，再从奉化迁到山阴，最后入赘到仁和县的塘栖。
　　　　这一篇墓志是卓见斋的儿子卓明卿委托王世贞写的，而王世贞的这些说法是根据卓明卿为他父亲所作的《行状》，既然出自当事人之口，似乎不容置疑，但奇怪的是，周诗作的《明故乡进士心华卓君墓志铭》却与此有着不同的说法。《明故乡进士心华卓君墓志铭》作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墓主卓文卿，是卓见斋之子，卓明卿之兄；因为卓文卿早卒，所以这篇墓志比王世贞的《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大约要早二十年左右。
　　　　《明故乡进士心华卓君墓志铭》：“永乐间，始祖讳颙者，自山阴客游姑苏，已赘仁和宋氏，因冒其姓。”
　　　　用这段记载跟《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比较，有几个地方说法不一。
　　　　首先，这段记载没有说塘栖卓氏出自瑞安。
　　　　其次，这段记载说塘栖卓氏族的始祖是卓颙，而不是卓敦。
　　　　第三，这段记载只说卓颙从山阴客游苏州，而没有涉及奉化，也没有说明他本来是哪里人。
　　　　两文相较，差异殊大！其实，这两篇文章都是受卓明卿之托，且都是根据卓明卿所作的《行状》写成的，既然出自同一人之口，为什么前后歧异如此，这确实不得不让人生疑。
　　　　以笔者管见，这两篇墓志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究其原因，则当然应该责诸卓明卿本人，因为周、王两文都是根据他作的《行状》写成的，而《明故乡进士心华卓君墓志铭》的写作时间早于《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二十年左右，在这二十年之中，卓明卿可能在自己的家史上动了手脚，否则不会前后歧异如此之大，其实，读者也不难发现这些改动的痕迹。为什么要改动，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他希望自己家族与一代名臣卓敬攀上关系，以见其遥遥华胄，所以他开始时说的始祖“卓颙”，二十年后却改成了“卓敦”，究其原因，卓敬的“敬”字从反“文”，而“敦”字也从反“文”，这样一改，更可以显示两人的关系，能使人一见而知其为兄弟行。这种做法当然也是古人的习惯，明代林俊《西团张氏家谱序》说：“耀门第者，率附显以文高，穷远以章故，荒见臆说，自诬其祖。”卓明卿处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难于免俗。因此，笔者认为，《明故乡进士心华卓君墓志铭》比《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早二十年左右，有关塘栖卓氏的早期历史，恐当以前者为近事实，而塘栖卓氏出自瑞安之说是并不可靠的。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明故乡进士心华卓君墓志铭》、《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这两篇文章，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塘栖卓氏并非土著，而是从外地迁入的。卓明卿对于自己的家史尽管有作伪的可能，但作伪的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攀附名贤卓敬，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排除了瑞安之说，《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中其他的部分应该还是可信的，比如“盖自瑞安而奉化而山阴，三徙矣，遂为仁和人”这一段中，从奉化迁居山阴，最后迁居仁和，应该是可靠的。把瑞安排除之后，那么这个家族的起点便成了奉化，也就是说，塘栖卓氏家族最有可能是从奉化迁来的。无独有偶，奉化卓氏确为地方名族，而且自宋自明，代有显者，比如《宝庆四明志》卷十载宝祐四年文天祥榜的进士卓云，乾隆《奉化县志》卷十《选举志》有洪武二十一年秀才卓民彝、永乐六年举人卓民奇，《万姓统谱》记有永乐年间奉化画家卓迪，当然这些人物论历史影响都远远不及卓敬，但由此可见卓氏曾是奉化的名族，奉化也正是浙东卓氏的一个聚集地。我们知道卓氏本为稀姓，既然并非塘栖土著，笔者以为根据上述分析，塘栖卓氏出自奉化比出自瑞安的可能性为大，而且更为可信。当然，笔者不敢自是，希望以此为引玉之资，并最终确定塘栖卓氏之所出。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六

　　　王同《唐栖志》卷七《梵刹》“大善寺”条下载：梁大同二年，水部郎沈著舍宅为寺，唐贞观中，署曰“大明寺”，寻毁，宋治平初赐额曰“永明”，会永明寿禅师卓锡于此，铸钟浚井，号其钟井俱曰“永明”；宣德二年重葺，遂易今名。
　　　　这段记载基本上本自卓明卿《重建大善寺碑记》一文，只不过卓明卿文中说的“宋治平初，僧尧光鼎新之”一句，《唐栖志》却改成了“宋治平初赐额曰‘永明’，会永明寿禅师卓锡于此，铸钟浚井，号其钟井俱曰‘永明’。”那么，《唐栖志》改动的根据是什么呢？按《唐栖志》卷二《山水》“大明寺井”条下说：“曹菽园云：宋治平初，永明寿禅师卓锡于此，铸钟浚井，号其钟井皆曰‘永明’。”可知《唐栖志》所本为曹菽园之说。
　　　　曹菽园之说究竟本自谁氏，今已不可考，那么，他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按，最早记载大善寺的文献为南宋谈钥的《嘉泰吴兴志》，是书卷十三《寺院?德清县》“大善寺”条下载：“梁大同二年水部员外郎沈著舍宅为寺，号永明，唐贞观中改为大名寺，本朝治平二年改赐今额。”这是有关大善寺的最早资料，谈钥去古未远，自较后来的卓明卿、曹菽园之说为可信。《嘉泰吴兴志》这段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大善寺最早也即梁大同时就叫永明寺，到了本朝（宋）治平二年才赐额“大善”， 而曹菽园说“永明”之称始自宋治平初，显然不合史实；不特此也，卓明卿、王同说“宣德二年重葺，遂易今名”，“今名”也即“大善寺”，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由上可知，大善寺是宋治平二年赐额的，并非始于明宣德二年。可见卓明卿、曹菽园、王同等人都没有读过《嘉泰吴兴志》，所以致误；至于卓明卿、王同说的“唐贞观中，署曰大明寺”，《嘉泰吴兴志》作“大名寺”，书法不一，但读音相同，究以何者为正，文献不足，阙疑可也。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唐栖志》说的“永明寿禅师”，以进一步证明曹菽园之说的谬误。永明禅师，字延寿，是五代吴越时候著名的高僧，《宋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均有传，他曾主持杭州的慧日永明院，也就是后来的净慈寺，故也称“慧日永明禅师”。永明寿禅师去世于公元975年，而曹菽园说“宋治平初赐额曰永明，会永明寿禅师卓锡于此。”按治平为宋英宗年号，共计四年，即西历为公元1064年至1067年，即以治平元年（1064）计算，永明寿禅师也已经去世九十年左右了，安得有所谓宋治平初卓锡于此之事？可见曹氏之说显然是错误的，王同《唐栖志》于此未加深考，信以为真，并且又在《唐栖志》卷十五列了永明禅师的传，说他曾住持博陆慧日寺，又住持唐栖大善寺，考《武林梵志》卷八，博陆慧日寺本为杭州孤山之光照寺，宋大中祥符八年移建于博陆，改赐“慧日”。按大中祥符八年为公元1015年，是时永明禅师已去世四十年了，安得有所谓住持之说？可见王同的失考，至于其他的错误，均已见上述，此处不赘。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五

　　　 王崇简（1602—1678），字敬哉，顺天府宛平（今北京市）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入清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卒谥文贞。其《清箱堂文集》卷七有《左庶子卓公墓志铭》，这个卓公即塘栖人卓彝，也是塘栖卓氏惟一的进士，此文为历来治塘栖史者所未见，因此，王同《唐栖志》卷十二所列之《卓彝传》，均采自《栖里景物略》、《杭郡诗辑小传》、《杭州府志》等书，虽然旁搜远绍，用力甚勤，但因未见墓志，故此传不仅简略，甚至还有不准确的地方，不特此也，《唐栖志》所记卓氏家族事迹，以《左庶子卓公墓志铭》较之，也有可以补正之处。
　　　　 《唐栖志》卷十二《卓彝传》载：“卓彝，字朗鉴，又字辛彝，号密岩，《景物略》作静岩。”
　　　　 按，《左庶子卓公墓志铭》：“公讳彝，字辛彝，一字朗彝，静岩其号也。”
　　　　 关于卓彝表字、别号，以上两说稍有出入，但终当以《左庶子卓公墓志铭》为准，《唐栖志》卷八《选举表》载：“卓彝，字辛彝，号静岩”，大体与《墓志铭》相同，不过《选举表》又有补充：“又字朗斋，号密岩”，较《墓志铭》全面。但需要指出的是，《唐栖志》所载之“朗鉴”，确实也是卓彝的字。
　　　　 《唐栖志?卓彝传》没有记载卓彝的生卒年月和妻妾子女情况，此特据《左庶子卓公墓志铭》补入：卓彝生于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卒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换算为西历，则卓彝生年为公元1611年；至于其卒年，顺治十一年大体相当于公元1655年，但因为卓彝卒于是年的十二月十八，西历已换一年，所以其卒年为公元1656年。关于卓彝的妻妾子女情况，按《墓志铭》记载，卓彝妻潘氏，生子女各一，子即卓麟异，举人，女适刑部侍郎庄应会的儿子庄仪生；卓彝有两位侧室，孙氏生卓麟德，监生，石氏生一女。至于《唐栖志》所记遗腹生子的侧室吴氏，《墓志铭》没有记载，大概王崇简作《墓志铭》的时候，吴氏尚未有出，故不载尔，按《左庶子卓公墓志铭》作于卓彝卒后三月。因此，《唐栖志》卷十三《列女》引《浙江通志》：“吴氏，卓彝之妾，吴年十九，遗腹生子麟异。”显然是错误的。
　　　　 《唐栖志》卷八《选举表》载：宋文卿，本姓卓，为宋文炎昆季行??????至文炎始复卓姓。
　　　　 按宋文炎号太素，为卓彝的祖父，《左庶子卓公墓志铭》载：“曾大考见斋公始复卓姓”，见斋即卓贤，文炎之父，由此可见卓氏复姓始自卓贤，而非卓文炎。
　　　　 《唐栖志》卷十《宋文炎传》：例授鸿胪寺鸣赞。
　　　　 按《左庶子卓公墓志铭》载宋文炎“官光禄”，则宋文炎官非鸿胪，而是光禄寺，两说不同，当以墓志为准。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左庶子卓公墓志铭》所记载的卓彝为官期间的事迹尚多，因非主题所关，此处不具述.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七　

　　　 吕需是明代塘栖名人，来方炜《吕水山翁传》称为“一方风雅，自公启之”，可见他对塘栖文化的影响之巨。“吕需”这个名字历来无异辞，惟盛枫《嘉禾征献录》卷四十八《侠士》作“吕光，一名需，字水山”，似“光”为其本名，而“需”则为后来所改者，但不知此说何所据。早于盛枫的来方炜所作《吕水山翁传》开篇即说：“公讳需，字时行”，并没有说到“光”这个名字，来氏去吕需生活时代不远，所说似乎应该可信，但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其实《吕水山翁传》中也有不确之处，比如他说吕需“年十八，徐文贞公督学两浙”，考徐阶督学两浙时间为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也即当吕需二十一岁至二十三岁之时，可见《吕水山翁传》“年十八”之说是错误的。那么，吕需的本名到底是“光”还是“需”呢？
　　　　以笔者管见，“光”、“需”均非吕需的本名，吕需的本名应该是“吕壖”。
　　　　首先，吕需的兄长吕坤，“坤”字从土，吕需的侄子也就是他的嗣子叫吕锐，“锐”字从金，吕锐的两个儿子叫吕维濩、吕维法，“濩”、“法”字从水，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代人正好是以五行相生之理排行的，即土生金、金生水，而吕需的“需”却不在这个排行中，这是令人生疑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序吕需的上代人的名字，先看他的祖父吕皋，“皋”字下半为“夲”，“夲”为趋进之意，但也常用作“本”的俗体，这种用法由来已久，如田艺蘅《大明同文集举要》卷十五就说“夲”字“晋人作本字用”，按“本”字从木、一，可见吕皋这个名字也是与五行有关的，而他的名字有“木”，以五行木生火、火生土之理考之，则他的孙子辈的名字当从土，而吕坤之“坤”正从土，又正是他的孙子，可见以此理推之，吕坤的弟弟吕需本名当为“壖”。
　　　　最后，再来看一下吕皋的儿子也即吕需的父亲吕塘，按《唐栖志》卷十八《事纪》有《唐栖镇添设水利通判厅记》一文，文末列唐栖乡宦士绅姓名，其中有“吕溏”，考其时，则与吕塘同时，“塘”、“溏”音同，又都为塘栖人，两人恐当为一人。由以上分析，吕皋的儿子名字应该从火，但吕塘也好，吕溏也罢，两字都不从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认为，这两个名字尽管都不从火，但还是与五行有关，以理推之，吕塘或吕溏的本名应该是“吕煻”，“塘”、“溏” 当属展转传抄之误，按《唐栖志》卷十《吕塘传》说：“吕塘，字廷润”，古人名、字之义相应，若作“吕煻，字廷润”，则更为合理，按“煻”字从火，“润”字从水，水火相济，于古人名字相应之理最相合。比如《礼记?檀弓下》：“子显以致命于穆公”，郑玄注：“使者公子絷也，卢氏云，古者名字相配，显当作韅。”此即以名字相应规律校古书之讹的著名例子。
　　　　以五行相生之理作为家族辈分的排行，是中国古代家族社会比较常见的现象，比如余杭邹济家族即是如此，这样做的意义，正如戴表元在《富阳孙氏族谱序》中说的那样：“周而复始，长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乱”。通过以上分析，塘栖吕氏家族从吕皋到吕维濩、吕维法这五代七个人的名字，都以五行相生之理为序，惟独吕需是个例外，这是很不正常的想象，因此，笔者以为，吕需的本名应该是吕壖，如此，则与这个家族排行之理相合，“需”当是后来所改，《嘉禾征献录》所说的“光”，当亦如此，只不过吕氏后来以“需”这个名字显，而“吕壖”之名转晦罢了。考吕需以复河套之议受到夏言、曾铣赏识，而夏、曾二人后来正以此事惹来杀身之祸，但与此事有大关系的吕需，却能够不受牵累，全身而退，其智慧必有大过人者，而改名或即其中一事。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八　

　　　　关于塘栖通济桥，有三事可疑。
　　　　其一便是桥的名字。《唐栖志》卷三《桥梁》：“通济桥，一名广济桥，又名碧天桥，一名通济长桥，俗呼为长桥。”一座桥居然有五个名字之多，据嘉靖间蒋瑶《重修通济长桥记》载“唐栖南北通衢也，跨溪有桥，额曰通济。”又，同时陈霆有《唐栖镇通济桥碑记》，可知其本名为“通济”，因其有七孔，因此便延伸出“通济长桥”、“长桥”两个名字，这是很好理解的；至于“碧天桥”这个名字，盖起于吕需《长桥晚眺》“碧天秋水渺，红树夕阳多”之句，确为绝妙好辞，后之文人便常以此指代通济桥，实际上并非桥名。真正可疑者，就是“广济桥”这个名字，此名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为何人所取？
　　　　其二便是桥的始建年代。《唐栖志》引万历《杭州府志》作“弘治二年建”，然钱福所撰《重建长桥记》，末署“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宁波府化主陈守清立”， 蒋瑶《重修通济长桥记》作“弘治甲寅??????始克竣事”，陈霆《唐栖镇通济桥碑记》同，按弘治甲寅即弘治七年。以上三说不同，以意度之，盖弘治二年为始建时间，而弘治七年为落成时间，弘治十一年为立碑时间，未知然否？
　　　　其三便是武宗赐金之事。蒋瑶《重修通济长桥记》载：“弘治甲寅，方外陈守清者，谋始重建，工费浩大，艰于厥成，时武宗皇帝尚在青宫，敬承圣慈仁孝（“孝”是“寿”字之讹）太皇后懿旨，遣官遍施名山大川，清逢其适，得赐白金若干”。钱福为陈守清所撰的《重建长桥记》，是有关通济桥的第一手资料，撰成时间比蒋瑶《重修通济长桥记》早了近四十年，而钱福文中并没有述及武宗赐金的事，如何真有此事，弘治三年状元钱福为什么会对这种“圣朝雨露”视而不见呢？由此敢之，所谓赐金之事，甚可疑也。陈霆《唐栖镇通济桥碑记》与蒋瑶一样记有此事，但说法微异，他说：“时太皇周后位长乐，康陵在东朝，咸遣官赐镪。”就是说陈守清分别受到太皇太后和武宗（时为太子）两个人的赐金，而按蒋瑶所记，则陈守清只受到武宗一个人的赐金，只是武宗赐金给陈守清是受“圣慈仁孝（“孝”是“寿”字之讹）太皇后懿旨”而已。按，假设赐金一事属实，那么当以蒋瑶之说为近是，因为弘治甲寅，武宗只有四岁，不太可能“遣官赐镪”，而应该只是“敬承圣慈仁孝（“孝”是“寿”字之讹）太皇后懿旨”而已，又，不仅如此，陈霆所说的“时太皇周后位长乐”，也不确，按史传，当时太皇周后居住在清宁宫，而非长乐宫。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十一

　　　塘栖广济桥南有郭璞井，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东晋著名学者，著有《尔雅注》、《葬经》、《游仙诗》等。按其一生事迹均与塘栖无涉，所以《唐栖志》卷二《山水》说郭璞井是“谬托景纯遗迹”，这是非常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江南一带与郭璞、葛洪这两个晋朝人有关的地名特别多，盖因其身份特殊，可借以附显文高，按其实，则多属“谬托”。那么，郭璞井本名应该叫什么呢？
　　　　《唐栖志》虽然指出郭璞井属于“谬托”，但没有记载其本名。最早把塘栖这个井的名字坐实为“郭璞”的，是乾隆时候的卓晁，《唐栖志》卷二《山水》载：“乾隆间，里人卓晁书‘郭璞古井’额于上。”但从杭州地方志以及《唐栖志》所记载的相关地名加以分析，郭璞井的本名应该叫“郭婆井”。
　　　　按《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七《山川》记载：“郭婆井，在铁冶岭北。”可见杭州南宋时已有郭婆井，而到了明朝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里，却毫无根据的把这个铁冶岭的“郭婆井”写作“郭璞井”，后世地方志也多沿用。按《咸淳临安志》“郭婆井”之前记载有“郭公井”，可见“郭婆”是相对于“郭公”而言，因此，把“郭婆”写作“郭璞”显然是错误的。这是“郭婆”讹转为“郭璞”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按婆、璞两字一声之转，《西湖游览志》就是用这种声转关系有意识的把郭婆写作郭璞，究其原因，大概一是不知道“郭婆”两字的意思，二是欲借郭璞之名以显高。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推测，塘栖郭璞井的本名最有可能叫郭婆井。那么，塘栖是不是也有与郭婆有关的地名呢？按《唐栖志》卷三《桥梁》记载有郭婆桥、外郭婆桥，地点在中界河，同一地却有两座桥以“郭婆”命名，以这种现象再结合上面的例子，可知塘栖郭璞井无疑是郭婆井之讹。
　　　　我们既已知道郭璞井为郭婆井之讹，还需要指出的是，塘栖郭璞井为双窦井，“郭婆井”只能指其中之一，那么，另一个井的名字是什么呢？据上引《咸淳临安志》可知，“郭婆”乃是相对于“郭公”而言的，所以《咸淳临安志》在“郭婆井”之前载有“郭公井”，由此可以推知，塘栖广济桥南的双井，其中一个叫郭婆井，另一个叫郭公井，这与很多地方的所谓雌雄双井是同一道理。而据古人习惯，可知左面的当为郭公井，右面的则当是郭婆井了。进一步而言，古人汲水的时候，恐怕也有讲究，男性取其左，而女性取其右，这也是较有可能的。
　　　　那么，“郭公”“郭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按，古人以为“郭公”、“郭婆”指布谷鸟的叫声，布谷鸟又称戴鵀鸟或戴胜鸟，宋人王质《绍陶录》卷下说布谷鸟：“声稍缓如呼郭公，音颇重，稍急且繁，如呼布谷，音颇清烈，余声如呼郭婆。”这种说法又为《诗总闻》、《格致镜原》等书所载。宋人陆佃《埤雅》卷九记载：“男事兴而布谷鸣，女功兴而戴鵀鸣。”据此可见布谷、戴鵀乃是指性别不同的同一种鸟类，可见塘栖双井之以郭公、郭婆命名，实际上暗寓着男事女功及时兴作之意。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十

　　　《唐栖志》卷五《遗迹》载：“煮字轩，吕水山读书处，额为枝山祝允明所书”，其下并附有陈继儒《煮字轩记》一文，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为明朝最著名的“山人”。细按《煮字轩记》一文，疑点甚多，此录下。
　　　　首先，《煮字轩记》不见于陈继儒《陈眉公集》、《白石樵真稿》等。
　　　　其次，《煮字轩记》说：“轩乃吕应山、吕水山贤昆玉诸先生读书之所也”，吕应山当为吕坤，吕水山即吕需。文中又说“此匾者，枝山祝允明之所书也。”按吕需生年为公元1514年，而祝允明生卒年为公元1460年至1527年，可见祝允明卒时，吕需才14岁而已，一个少年的读书之所，而能使作为文章巨匠的祝枝山为之题额，殊属可疑。如果说此匾额为吕需成年后请祝允明题的，奈祝氏已前卒何？假设说此额乃吕需父祖辈请祝氏题，但文中却一无交代，况且《煮字轩记》载“轩乃吕应山、吕水山贤昆玉诸先生读书之所也，欲令后之子若孙咸睹字而思煮之意”，则“煮字”两字乃吕氏兄弟所取，无关吕需父祖也。既然煮字轩是吕需兄弟“欲后之子若孙咸睹字而思煮之意”，则这个轩的命名当是吕需成年之后的事。
　　　　第三，《煮字轩记》在“此匾者，枝山祝允明之所书也”之后，紧接着“因索记于予，因漫笔记之”一句，没有交代“索记”主体，殊嫌突兀。除开这个不说，不妨再分析一下这个索记的人是谁？当然不可能是祝允明，因为陈继儒出生时祝允明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然则从上下文来看，这索记之人当然只能是吕需或者吕坤了，但吕需年长于陈继儒四十多岁，吕坤当然更长于陈继人了，去请一个年轻人作篇记文，倒也可以理解，关键是《煮字轩记》中说“索记于予，因漫笔记之”，一个“索”字，再加上“漫笔”，实在不是一个年轻人应有的口气，反倒像是尊长者对晚辈的口气，陈继儒善于作文，不可能高自位置如此！如果此文真的是陈继儒应吕需之请所写的话，按照古人行文习惯，这段文字应该写作“水山先生命予为之记，庸谨记之”之类或者其他合理的写法。
　　　　综上分析，《煮字轩记》断不可能是陈继儒所作，当是后人伪作。作伪之人，以吕需后人的可能性为大。但推其所以作伪之由，大约是有见于祝允明、陈继儒的文化影响，再兼之这两人生平富有传奇色彩，与吕需生平颇有相似之处，故作此文以增吕需声价，实际上，只要仔细考察一下这三个人的生活年代以及《煮字轩记》的行文语气，不难发现其作伪之迹。

　　　《唐栖志》卷三《桥梁》“花园桥”条下载：“弘治间里人陈景清建，因名，海盐张宁为作《花园桥记》。”按，张宁(1426—1496)，字靖之，号方洲，海盐人，景泰五年进士，官礼科都给事中，出为汀州知府，他是明代著名人物，《明史》有传。张宁所作《花园桥记》见张之鼐《栖里景物略》卷四。
　　　　实际上《栖里景物略》所收之《花园桥记》存在好几个疑点，此文是否真的是张宁所作，实为一问题。
　　　　首先，张宁《方洲集》所收诗文跨度甚大，其中包括弘治年间的作品，但《方洲集》中没有收入《花园桥记》。
　　　　其次，《花园桥记》有“宁以王事入武林，维舟桥浒”之句，就是说张宁因为“王事”也即公务到杭州，路过塘栖，才作的此文。此文末署“弘治岁在庚戌冬至日”，弘治庚戌为公元1490年，也就是张宁去世前六年，但《明史?张宁传》说他“以病免归，家居三十年”， 《檇李诗系》也说他：“家居三十年，日杜门，以琴书自娱，放志山水。”则张宁作《花园桥记》的时候，正是他“家居”在野之时，安得有所谓“以王命入武林”之事？何况张宁为海盐人，海盐到杭州正常途径是走上塘，如果他是在野之身，则绕道从塘栖至杭州，完全可以理解，但文中说他此时身负王命，那么他何以会如此不紧不慢的去绕远路？如果他的出发地不是海盐，那倒还可以理解。但是在带着“王事”路过塘栖的途中，不仅“维舟桥浒”，还有时间去“闻市人谈君义”，再去“往候”素不相识的陈景清，并且又为之作桥记，如此悠闲之态，似不类有王命在身的人所为。综上两点，所谓“以王命入武林”一句，显然扞格不通。
　　　　第三，《花园桥记》说：“子花园陈氏裔也，以名宗之裔，而能创前人之所未创。”这里把塘栖花园陈氏称为“名宗”，有夸大之嫌，是不符合事实的，按当时的塘栖花园陈氏确实是地方较有影响的家族，但也仅限于此而已，称之为“名宗”，似有拟人于不伦之嫌，张宁为官以梗直称，且亦善于作文，当不至此。何况“花园陈”这个专用称呼在弘治初年是否已经出现也是一个问题，《唐栖志》卷十一《耆旧?陈伯通传》只说陈仲谋在元初自西溪迁居塘栖，“得王花园地数十亩”，要到了陈鼐的时候，才“自立祖墓曰花园坟”（《唐栖志》卷十），据此可以推知“花园陈”这个名词应该确立在陈鼐的时候，而前此是否已经出现殊难确定，陈鼐生活时代略晚于张宁，如果花园陈这个名词确立于陈鼐时，则张宁文章中不应该出现此名。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栖里景物略》题这篇文章为“花园桥记”，而《唐栖志》题作“重建花园桥记”，既然陈景清造花园桥为“创前人之所未创”，则作“重建”似不当理。
　　　　第四，《花园桥记》末署“赐一品服海盐方洲道人张宁靖之甫撰”，张宁有方洲生、方洲归叟的别号，但依笔者浅见，张宁似没有“方洲道人”这样的别号。还有，这样的落款也很启人疑，仅仅说“赐一品服”，没有写明曾经担任的具体职务，这样的结衔方式，按当时的习惯，似也属不正常之事。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花园桥记》是否真的是张宁的作品，或者是后人伪作，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十二　

　　　　　　周弼（1194—？），字伯弜，宁宗嘉定间进士，曾任江夏令，是南宋著名的江湖派诗人，著有《端平诗隽》。因他与唐栖寺僧永颐有交，并且曾到过塘栖，因此，王同《唐栖志》卷十四把他列于《寓贤》之首。
　　　　《唐栖志?寓贤?周弼》节录了周弼有关唐栖的三首诗，分别为：
　　　　一、《赠唐栖寺僧》：山门寂寞唐栖寺，别去闲居又一年。
　　　　二、《留题唐栖寺》：僧房十日相留恋，为怯春寒未到家。
　　　　三、《留别唐栖云泉上人》：水宿唐栖寺，何缘更浃旬，千山今日路，三岁异乡人。
　　　　王同列举了这些诗句之后，加按语说：按诗中之意，于唐栖固再至矣，曰十日，曰三岁，则其寓寺中也，又非匆匆过客者。
　　　　按王同的意思，以为周弼到塘栖不止一次，而且时间也很长久，至少某一次寓居了三年之久。但实际上这是由王同误读周弼诗所导致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周弼是否真的寓居唐栖有三年之久。王同此说完全是根据周弼《留别唐栖云泉上人》“千山今日路，三岁异乡人”之句，但把这个“三岁异乡”定为寓居塘栖寺三年是不正确，因为理解诗旨要顾及全篇，不当断章取义，此诗的上两句为“水宿唐栖寺，何缘更浃旬”，“浃旬”就是十日，上文明确说水宿唐栖寺的时间是十天，则下文“三岁异乡人”自然不能理解为寓居唐栖三年，否则，在同一首诗中，一面说自己在唐栖寺住了十天，一面又说在唐栖寺住了三年，前后诗意就扞格不通了。按周弼之意，乃是在宿唐栖十日与永颐临别之际，感叹自己这三年来一直骏奔在途、流寓异乡，而在唐栖寺客居了短暂的十天之后，此刻又将“千山今日路”继续漂泊了，说明周弼在异乡已经三年了，而唐栖寺的十天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时间而已。把这四句翻译成白话，大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因缘，使我在唐栖寺里住了十天，而今天又要与您离别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免感慨自己这三年来一直漂泊在外。”如此解释，才与诗旨不悖。因此，王同把“三岁异乡人”理解为周弼寓居唐栖三年，实际上是误读所致，与诗意不符。又，周弼《赠唐栖寺僧》说“山门寂寞唐栖寺，别去闲居又一年”，据诗题，“别去闲居又一年”是针对唐栖寺僧而言，而非自谓，大致是说，两人在某地重逢，想起唐栖寺一别，不觉已经一年了，也就是说自己自离别之后，在外漂泊了一年，而僧人固在唐栖寺也。如此，则不但周弼寓居唐栖三年之说可破，即寓居一年也不能立说矣。
　　　　其次，王同据上引周弼三诗说周氏“于唐栖固再至矣”，周弼是不是“再至”也即两次到唐栖寺，仅据诗意，殊难确定。因为《赠唐栖寺僧》一诗是赠人之作，作于何地是很难确定的。而《留题唐栖寺》说“僧房十日相留恋”，《留别唐栖云泉上人》说“何缘更浃旬”，客居时间都是十天，何其巧也！前者是题寺的，后者是赠人的，我们不能据此就说两诗作于同一时期，只是所咏对象不同，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周弼“于唐栖固再至”似有武断之嫌，应该说周弼“于唐栖或再至”，则较王同之说为近是。
　　　　要之，王同以“三岁异乡人”之句为周弼寓居唐栖三年之证，实由误读所致；而说周弼“于唐栖固再至”，则尚可商榷。
　　
　　郁震宏《塘栖丛考》之十三